老蒋的侍从室就是蒋介石身边的一个核心机构，从黄埔军校那时候起步，一直干到抗日战争结束，中间经历了起起落落，总共21年时间。蒋介石对权力抓得紧，早年就想学曾国藩搞幕府那种模式，身边总得有帮人帮他出主意、管事。1924年，黄埔军校刚办起来，蒋介石当校长，就从学生里挑了几个秘书、参谋和副官泸深A融通，单独搁一个办公室，帮他处理公文和军事协调。
到了1927年，蒋介石搞四一二政变，清除国民党内的反对势力，然后成立南昌行营，亲自上阵指挥剿共行动。身边带了一堆参谋、秘书和电台人员，杨永泰当南昌行营秘书长，就建议把这些随从统一编成侍从室，方便管理。贺国光成了第一任主任，他是贵州人，保定军校毕业，早年跟蒋介石混北伐，精于行政。侍从室下面分两个处，每个处又有五个组，全是蒋介石的亲信当头头。
侍从室早期主要管军事文书和后勤，蒋介石在前线指挥时，侍从室就成了他的移动办公室。1930年代初，南昌行营还在，侍从室逐步扩大，处理国民党内部人事和党务。蒋介石对这个机构越来越依赖，因为它直接对他负责，不用通过其他部门绕弯子。1935年，南昌行营撤销，侍从室搬到南京，改组为一处和二处，第一处管总务、参谋、警卫，第二处管秘书、研究。
展开剩余72%钱大钧当了一处处长，这人后来成了侍从室的重要人物。抗日战争1937年爆发，侍从室进入巅峰期，蒋介石又改组它，分成侍从一处、二处和侍卫长三个部分，下设六个组，还单设情报组。侍从室的职责覆盖面广，包括党政军、情报、外交，所有重要文件得先过侍从室这关，再报蒋介石批阅。这时候的侍从室人员配置牛，张治中、钱大钧、商震都当过一处处长，陈布雷管二处，侍卫长负责安全。
情报组的设立泸深A融通，让侍从室开始监督国民党特务系统，这直接威胁到戴笠的军统。戴笠是蒋介石手下的特务头子，掌控庞大情报网，但侍从室的情报组要他定期上报行动，戴笠不得不小心翼翼，避免被侍从室插手内部事情。
侍从室的权力为什么让戴笠害怕？因为它成了蒋介石的“影子政府”，凌驾于国民党其他机构之上。军统虽然狠，但情报组能直接向蒋介石汇报戴笠的活动，戴笠得避开侍从室的锋芒。1938年，侍从室情报组正式运作，唐纵当组长，专门合并一处二处的情报业务，监督人事和特务。侍从室不只管军事情报，还插手外交和经济，1939年处理国际援助时，侍从室主任就协调各部门文件。
国民党高层都知道，侍从室是蒋介石的亲信窝，里面的人能影响升迁和资源分配。巅峰期从1937年到1945年，侍从室参与了抗日战场的指挥，1941年帮蒋介石调整战区部署，1943年准备开罗会议的文件。侍从室主任的日常工作包括审阅报告、起草计划、下达指令，还得确保蒋介石的安全和信息准确。
而且侍从室的发展跟蒋介石的军事生涯绑在一起，早年是为了方便指挥，后来成了全面控制工具。黄埔时期只是小团队，1927年正式成立后，逐步从军事扩展到情报。抗日战争让侍从室膨胀，因为战时需要快速决策，蒋介石把更多事情交给它。侍从室主任不是固定一人，而是各处负责人轮换，但核心职责不变：当蒋介石的耳目和手臂。戴笠的忌惮不是空穴来风，军统的行动得经过侍从室审核，1946年戴笠飞机失事前，一直在平衡跟侍从室的关系。侍从室巅峰时，国民党内部矛盾也加剧，因为它绕过正规部门，直接干预。
侍从室撤销后，蒋介石在台湾又搞了类似机构，叫总裁办公室，继续用幕僚模式。1949年贺国光跟蒋介石去台湾，张治中留在大陆，钱大钧去台湾当要职，1948年陈布雷自杀。侍从室的结局是国民党权力重组的一部分，国防部接管了它的职能，但蒋介石的集权习惯没变。侍从室主任的工作本质上是执行蒋介石的意志，过滤信息，避免外部干扰。这机构的存在，让国民党决策更高效，但也加重了派系斗争。
而侍从室的起源，得从蒋介石的早年经历讲。蒋介石1887年生在浙江奉化，商人家庭出身，早年加入同盟会，1918年进广东革命圈，结识孙中山。1924年黄埔军校开张，他当校长，就开始建个人团队。那时候侍从室还没名字，就是几个助手帮他管文件。1927年政变后，南昌行营成立，侍从室正式成型。贺国光当主任，下面两个处五个组，管军事和行政。侍从室早期焦点在剿共行动，蒋介石用它协调部队。
1930年代，侍从室扩展到南京，1935年改组，钱大钧上位。抗日战争让侍从室变大，1937年分一处二处侍卫长，六个组加情报组。侍从室主任的工作细化了，管情报的得审阅特务报告，让戴笠紧张。
侍从室的衰落来得也快，1945年9月30日撤销，原因是美国顾问推国防部改革。侍从室人员散到国防部，国民党中枢标准化了。因此，侍从室是蒋介石权力的缩影，从1924到1945，21年也是见证了国民党兴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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